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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我想这下我完了，再努力都翻不了身。

一时十分灰心。

我们大队的知青带队干部姓李，知青及农民均称他李同志，本来是水泥厂的一般干部，不知怎么被派来当带队干部，自一九七五年起，因为一个叫李庆霖的人给毛主席写了信，知青的状况有了改进，下乡的时候国家配发了被子和蚊帐，给所在生产队发了安家费和农具费，第一年每人每月发十块钱，粮油仍由国家供应，等等。

大家都感谢李庆霖。

但从此我们就都戴上了带队干部的紧箍咒。

李同志理着花白的小平头，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我们常常看到他推着单车走在通往大路的小路上，农民们大声问：李同志，回家啊？他就答道：回家。

他家在邻近的公社，老婆孩子都在农村。

再有就是竹筒水烟，在我的印象中，李同志每时每刻都在抽着竹烟筒，每次开会都看见他捧着长长的竹筒子，脚下一圈湿漉漉的水烟屎。

我天生不会讨好人，李同志到我们生产队来过几次，我都没有跟他汇报思想，他第一次态度还好，第二、第三次就冷淡多了，后来基本不到我们队来。

我最感震惊的是，我到N　城改稿回来，听说李同志在知青和农民中散布说我被人拐卖了，后来电影厂人事科的干部通过组织来要我，他一边跟我说这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一边跑到公社找文书，不让文书在公函上盖章。

这是我的深仇大恨。

一个人，手里抓着几十个年轻人的命运前程，弄得像几十朵向日葵环绕着日头旋转，正如欢庆九大召开的歌中唱的：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

但我没有做成向日葵。

这使我悲观绝望。

有什么比文学更适合一个没有了别的指望的人呢，只需要纸和笔，弱小的人就能变成孙悟空，翻出如来佛的手心，仅凭一筋斗，文学就永远成了我心目中最为壮丽的事业。

许多年后我由省城回B　镇，在地区火车站意外地看到了李同志，他仍像当年那样穿着一件发白的工作服，头发完全白了，他伛着腰从火车上下来，人很挤，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我站在人流中，B　镇的岁月从身边呼呼掠过，不远处的田野在阳光下十分耀眼，铁轨像一道利刃把田野分成两半，除了这金属的光芒，正午的田野十足像B镇农村的田野，这个情景一再涌来，使我有身在水田的感觉，铁轨的金属光芒再次刺激我的眼睛，使我重新置身于火车站。

我希望李同志能看见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打打招呼，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场面。

他最后没有看见我，也许是看见了装没看见，总之他很快就脱离了我的视线。

B　镇岁月在火车启动中无声地飘逝。

N　城的旖旎风光在我十九岁半的天空上永远盘旋，亚热带的阳光在两旁是棕榈的大道上笔直地流淌，只需指出葵扇大道和棕榈大道，就能想像N　城是多么的妩媚。

有什么城市有这样的两条街道呢？

哪怕广州，哪怕海口。

海口满城椰树，永远不能跟我的N　城相比。

谁是自由而快乐的人？

在一九七七年的B　镇，谁最自由而快乐？

正是多米。

有谁敢在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期间当众宣布：即使考上了也不去。

所有年轻和不年轻的考学者都在苦读，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天天去看电影，看粤剧。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是谁？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就是多米。

多米长年生活在B　镇，十九岁了还从未去过任何一个城市，多米在放了学的漫长时间里，走遍了全B　镇的大小果园，县委会后园的那片遮天蔽日的杨梅林是多米心驰神往的好地方，粗大的树干，茂密、弯曲、婀娜的枝条，杨梅由青变红，闪烁在树叶中间，多米吃遍了B　镇千奇百怪的水果，枇杷、杨桃、番石榴、金夹子、夹李子、牛甘子、黄皮，大园的荔枝、人面果，医院的芒果，民警队的葡萄，B　镇河流里的鱼虾被我们捞了又捞，沙滩上的沙子被我们玩了又玩，我们一口气就走完B　镇的主要街道，至于B　镇周围的田野和山坡，我们在积肥的时候、农忙假的时候、学军拉练的时候，统统都去过了。

我们有时走过桥，沿着对岸的河边一直走，我们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萝卜地，萝卜的液汁在沙地底下簌簌流淌，河岸时高时低，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但我们仍然在B　镇。

B　镇的孩子们从小就想到远处去，谁走得最远，谁就最有出息，谁的哥哥姐姐在N　城工作（N　城是我们这个省份最辉煌的地方），那是全班连班主任在内都要羡慕的。

谁走得最远，谁就最有出息。

谁要有出息，谁就要到远处去。

这是我们牢不可破的观念。

远处是哪里？不是西藏，不是新疆，也不是美国（这是一个远到不存在的地方），而是N　城还有一个最终极的远处，那就是：北京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在城市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