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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第五部分第75节季羡林自传（3）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

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

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

waldschidt教授被征从军。

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

其实我是惟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

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要传给我。

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传》等。

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

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

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

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

同学的还有比利时wuvreur博士，后来成了名教授。

谈到工作态度，我的德国老师都是楷模。

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

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

德国学者的&ldo;彻底性&rdo;（grh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

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

可惜后来由于环境关系，我没能完全做到。

真有点愧对我的德国老师了。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这个系设在一座大楼的二层上，几乎没有人到这座大楼来，因此非常清静。

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

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waley等。

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

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

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

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

一九四六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

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年我三十五岁。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

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