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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甲巷到祠堂街（第3页）

时，我感到眼前出现光明：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

两个字，而时代的先驱者——鲁迅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

从此，我渴求进步书籍。

读书的兴趣有了，问题在于找书困难。

学校图书馆藏书贫乏，一片荒芜。

亲友中能借到一些，但不多。

于是便跑书店。

当时，成都的书店大多在三条街：一是春熙路，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是西玉龙街，多是卖线装书的古旧书店；一是祠堂街，这条街书店多，能买到进步书刊。

我们的兴趣主要在祠堂街。

祠堂街至少有十几家书店，有进步的，也有国民党办的（如正中书局），我最常去的是联营书店，它有明显的进步倾向。

位于现在的四川电影院对门，只有一间铺面。

店内靠墙的地方都是书架，屋子中间有一个大书摊，摆满新到的书籍和杂志。

到书店去的，可以随便取书翻阅，买到自己满意的书；如果不买书，也可以站在书架或书摊前看上一两个小时。

店员不多，但忠于职守，有业务知识。

你询问一本什么书，他总是主动地帮助寻找，绝不会说“你自己看嘛”

；更不会不理顾客，坐在那儿闲聊或打毛线、吃瓜子儿。

遇到年纪大一点的店员，还能告诉你某一本书已经出过几版，每一个版本有什么特色。

其他好的书店（如开明书店）也大抵如此。

我从这时候起，养成了有空就跑书店的习惯。

或是买书，或是看书，或是打听新书刊的消息，简直成了一种癖好、一种享受。

科甲巷的什么关刀、宝剑，什么风筝、皮灯影儿，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日子一久，几个店员对我比较熟悉，常常主动给我留《世界知识》之类的杂志。

1945年，我的好友先泽过生日，我想送他一本《辩证唯物论辞典》，跑了几次没买到，后来也是店员主动给我留下来的。

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穷学生，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后门”

，能得到这种友谊，很使我感动。

祠堂街还有一个更吸引我们的地方，那就是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现在的人民公园斜对门）。

这里除了可订阅报纸，还出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著作，出售党办的刊物《群众》。

我们当时有一个进步学生团体——破晓社，多次组织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在联营书店可以买到，《新民主主义论》则只有《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才有卖的。

地下党员贾姐姐曾告诉我们，经常有特务监视《新华日报》分馆，要我们少去或不要去。

我那时年轻，不怕事又好奇，常常闪电似的去买一两本书就走，自然也不敢像在联营书店内那样长时间停留。

但是分馆同志那种热情的目光，对青年充满信任的态度，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这个分馆，到1947年2月才被迫撤走。

198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