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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引路人怀念贾唯英（第3页）

贾姐姐穿一身军装，显得特别精神。

千言万语，无从说起。

热情的握手，爽朗的笑声，表达了我们相互能理解的感情。

解放军入城以后，立即着手分配工作。

老王和贾姐姐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去演戏，做演员。

老王说：“现在很差干部，当什么演员，你到青年团去。”

这样，我就到了青年团成都市工委，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十七年，“文革”

时作为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苗子”

，被“扫地出门”

。

贾姐姐在川西妇联工作的时间很短，不久即和老王一起调到重庆青年团西南工委。

1950年5月我去重庆，先在团市工委，后到团沙磁区工委工作。

当时工作很忙，但在一个系统工作，我们毕竟有见面的时候。

贾姐姐在共青团西南工委任宣传部部长，十分重视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她分管共青团西南工委的机关刊物《西南青年》。

刊物办得生动活泼，为广大青年所喜爱。

大约在1950年底，刊物集中宣传在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的青年团员丁佑君，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就是被丁佑君的英雄事迹所感动的读者之一。

当时，树人中学的初中学生要求我给他们讲故事，我把有关丁佑君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讲给他们听。

他们被英雄的事迹深深打动，在听的过程中，有的放声痛哭，有的高呼口号。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许多大、中学的团组织来请我讲《党的好女儿丁佑君》。

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同志却批评我“出风头”

，弄得我左右为难。

贾姐姐知道这件事后，亲自去李子坝一个学校，听我给学生做报告。

我在讲台上看见贾姐姐坐在学生当中，联想起1945年她带我和先泽到成都市女中联欢，一点不感到拘束。

我讲完之后，贾姐姐加以肯定，并提了改进意见，使我受到鼓舞，更加积极热情地宣传丁佑君的英雄事迹，先后向大、中学生做了一百多次报告。

贾姐姐在1953年任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大区撤销后到《重庆日报》工作。

我在1955年调团重庆市委工作。

因为都住在市中区，我和贾姐姐、老王接触增多。

1956年春，为祝贺他们结婚十周年，我和我爱人丁秀涓到贾姐姐家吃晚饭，畅叙友情。

1956年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团成员，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第四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

途经苏联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回国后我向贾姐姐讲了国外见闻，她听得很有兴致，并问了我很多问题。

1957年夏，风云突变，使许多人蒙受冤屈。

贾姐姐在这场灾难中未能幸免，被错划为右派。

我和贾姐姐相识十多年，这位十七岁入党，到过延安、上过陕北公学，长期经历白色恐怖的共产党员，怎么会反党呢？以后才知道，无非是因为她热爱党的事业，敢讲真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