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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虚构人物对小说作者的逆向创造（第5页）

我更想说，一个人仅仅因为她轻浮、虚荣她就铁定了不能幸福，那么，当事人是无罪的，有罪的一定是生活。

是明媚的阳光造就了我们地上的阴影，而不是月黑风高与大雪连天。

在我的小说里，死亡还少吗？死去的人还少吗？可是，玉秀死了，我怎么就那么不能释怀的呢？我把《玉秀》的初稿看了又看，从小说内部的逻辑上说，我敢说，没有问题，至少没有大问题，也就是没有所谓的“硬伤”

。

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玉秀的死呢？是什么力量让我寝食难安的呢？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所谓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

这句话很著名，很铁血。

我没有鲁迅先生那样的思想高度，可我也不会轻易反对鲁迅先生说过的话。

然而，从具体的写作感受上说，我和鲁迅的看法又稍有偏差。

在我的悲剧书写里，最让我感到痛心的并不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

，而是“把我所爱东西撕碎给人看。”

“有价值”

和“所爱”

，它们是等值的么？不能这么说。

“有价值”

很可能是你的“所爱”

；但“有价值”

未必就一定是你的“所爱”

。

我不想就“有价值”

和“所爱”

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作为作者，我只想排列一个次序，——小说家首先面对的其实是他的“所爱”

，然后才是“价值”

。

说到底，小说家不是机器，不是人工智能，他无法规避他的情感。

问题是，小说家的情感本身是“有价值”

的还是没“有价值”

的呢？老实说，我不知道。

这句话还可以再追问一下，——当一个小说家的基本情感和那个“价值”

不能吻合的时候，小说家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

我能够知道的只有一点，2001年，玉秀死了。

在死亡面前，我觉得我这个作家出了问题，我对我的职业产生了恐惧性的怀疑：写小说是不是太脏了？

贾梦玮不知道我的心境。

就在那一天，快下班了，他晃晃悠悠的，来到《雨花》编辑部了，说“搞点酒啊？”

我于是去他在《钟山》的办公室，他拿出一瓶威士忌，说“《玉秀》看完了”

。

他看完了，那就“搞点酒”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