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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第8页）

。

怎样解决疑惑呢？他说：“只有虚心。”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为是，且顿放一所，又穷他语，相次看得，多相比并，自然透得。”

陆象山（1139～1193）是朱子的朋友，也是他的哲学上的对手。

朱子在给象山的一封信里又用法官审案的例说：“（如）治狱者当公其心，……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为主，然后可以审听两造之辞，旁求参伍之验，而终得其曲直之当耳。”

朱子所说的话归结起来是这样一套解决怀疑的方法：第一步是提出一个假设的解决方法，然后寻求更多的实例或证据来作比较，来检验这个假设，——这原是一个“未可便以为是”

的假设，朱子有时叫做“权立疑义”

。

总而言之，怀疑和解除怀疑的方法只是假设和求证。

朱子对他的弟子们说：“诸公所以读书无长进，缘不会疑。

某虽看至没紧要的事物，亦须致疑。

才疑，便须理会得彻头。”

正因为内心有解决疑惑的要求，所以朱子常说到他自己从少年时代起一向喜欢做依靠证据的研究工作（考证）。

他是人类史上一个有第一等聪明的人，然而他还是从不放下勤苦的工作和耐心的研究。

他的大成就有两个方向：

第一，他常常对人讲论怀疑在思想和研究上的重要，——这怀疑只是“权立疑义”

，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个要克服的疑难境地，一个要解决的恼人问题，一个要好好对付的挑战。

第二，他有勇气把这个怀疑和解除怀疑的方法应用到儒家的重要经典上，因此开了一个经学的新时代，这个新经学要到他死后几百年才达到极盛的地步。

他没有写一部《尚书》的注解，但他对《尚书》的研究却有划时代的贡献，因为他有大勇气怀疑《尚书》里所谓“古文”

二十五篇的真伪。

这二十五篇本来分明是汉朝的经学家没有见到的，大概公元四世纪才出来，到了七世纪才成为《尚书》的整体的一部分。

汉朝博士正式承认的二十八篇（实在是二十九篇）原是公元前二世纪一个年老的伏生（他亲身经历公元前213年的焚书）口传下来，写成了当时的“今文”

。

朱子一开始提出来的就是一个大疑问：“孔壁所出《尚书》……皆平易，伏生所传者难读。

如何伏生偏记得难的，至于易的全记不得？此不可晓。”

《朱子语类》记载他对每一个问《尚书》的学生都说到这个疑问。

“凡易读者皆古文，……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

朱子并没有公然说古文经是后来人伪造的，他只是要他的弟子们注意这个难解的文字上的差别。

他也曾提出一种很温和的解释，说那些难读的大概代表实际上告戒百姓的话，那些容易读的是史官修改过的，甚至于重写过的文字。

这样一个温和的说法自然不能消除疑问；那个疑问一提出来就要存在下去，要在以后几百年里消耗经学家的精神。

一百年之后，元朝（1297～1368）的吴澄接受了朱子的挑战，寻得了一个合理的结论，认为那些篇所谓“古文”

不是真正的《尚书》的一部分，而是很晚出的伪书。

因此吴澄作《书纂言》，只承认二十八篇“今文”

，不承认二十五篇“古文”

。

到了十六世纪，又有一位学者梅鷟，也来研究这个问题。

他在1543年出了一部书，证明《尚书》的“古文”

部分是四世纪的一个作者假造的，那个作者分明是从若干种提到那些篇“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