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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第2页）

会后，我握着马先生的手，他说：“我记得你！”

地下党没有官气，称呼也随意，我与其他同志一样，长期叫他老马。

他对我直呼其名，叫我爱人为小丁。

组织上分配工作，我和丁秀涓都分到青年团成都市工委。

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约一个月，我、丁秀涓、赖均奎、范今一等几位地下党同志，住在丁秀涓的伯父丁次鹤家。

丁次鹤是银行家，与刘文辉的私人关系好，曾任西康驻蓉办事处处长，帮助过民主人士和地下党同志。

成都解放后，丁次鹤的住宅被征用。

丁次鹤当时在重庆，来信托丁秀涓代他把住宅捐给人民政府。

丁次鹤无政治问题，捐住宅也是好事，何况我们在这儿住过，也该有个了结。

我陪着丁秀涓去找有关单位。

没想到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同志听完我们的陈述后，竟把我们当成住宅的主人，也就是“资产阶级”

，声色俱厉地横加训斥，好像我们是“阶级敌人”

。

我们一再解释，因为地下党同志在这儿住过，现在丁次鹤愿意捐献住宅，这并没有问题。

该同志抓住我说“地下党同志在这儿住过”

这句话，说地下党没有公开，质问我们“究竟是什么人”

。

我说你不相信可以去问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马识途。

谈话陷入僵局，不欢而散。

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困惑和委屈。

我们是青年学生，从《延安1月》等进步书籍中，得知解放军爱民的许多动人事迹。

1945年我积极推销过《延安一月》这本书。

如今解放了，解放军与地下党会师时贺龙将军是那样的和蔼可亲，而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同志却是这样的遭遇。

我和丁秀涓很快去区党委组织部找马识途部长，叫声“老马”

，把一肚子的委屈向他倾诉，想在他面前讨个公道。

老马耐心地听完，没有责备我们，这使我们得到某种安慰。

不过，老马犹豫一阵，说了一句：“你们怎么不知道避嫌疑？”

我们丝毫不理解老马这话的含义，内心也不同意。

心想那位解放军同志训斥的幸好是我们，我们是自己人，可以不介意；如果这样对老百姓，一定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那时年轻，觉得自己没错，不背包袱。

刚解放，我们被很多新鲜事物吸引着，淡忘了这件事。

地下党员会师时，马老曾对地下党的同志表示：若因工作有债务，组织上可以解决。

解放前大约三个月，我们曾向一位“地下社”

（类似现在共青团组织）社员借过十两黄金：一两黄金买了一部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九两黄金以备急用，但实际没用。

可是在成都解放前几天，先有人在丁次鹤家“查户口”

，半小时后有几名持枪的彪形大汉，借查烟毒为名，把我们暂住在丁家的几个人，也就是我、赖均奎和范今一（后两人均系燕京大学学生）关在一间小屋里，押着丁秀涓在屋里搜查，抢走了收音机、九两黄金和丁秀涓的手表。

我向老马汇报此事，他表示可以解决，不久即给了我相同价值的人民币还债。

老马无意中说了一句：“有人说快解放了，地主子女借钱给你们，是为了转移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