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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第2页）

之说。

在这场历史启蒙运动中掀起一股“历史热”

，留下许多名篇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

。

蔡东藩（1877—1945）一生恰逢清末民初，既接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又接触过许多现代新思想，精通经史诗文，这使他对历史、国家和民族有更现代、更深刻的认知。

他坚持历史的真实根基，“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

。

在文字方面，他要求“文不尚虚，语惟以俗”

，这或许是对同时期白话文运动的一种呼应。

即使在今天看来，蔡东藩对写作的这种孜孜追求也不过时，即“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探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

，“不求古奥，不阿时好，期于浅显切近”

。

从1916年到1926年，从40岁到50岁，陋室孤灯，蔡东藩在浙江乡下写了整整10年。

从《清史演义》始，先后写作了元史、明史、民国、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朝、两晋、前汉和后汉等通俗演义。

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完成了这部长达600多万字的中国通史，从秦汉到民国，历史跨度长达2000多年。

在某种程度上，蔡东藩对中国历史写作的贡献足可与司马迁相媲美，说他是“现代司马迁”

也不为过。

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50余万字的《史记》叙述了自黄帝到西汉的三千年中国史，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

正好从前汉开始，这种衔接不仅是主题内容上的，也是历史精神的继承，即历史从官方到民间的回归，“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与传统的历史通俗小说不同，蔡著采用的完全是专业历史写作的方法，重史轻文，注重真实和考据，无一事无来历，孤证不立。

这需要大量的阅读和涉猎，更离不开洞隐烛微的思辨精神，写作《元史演义》时他就参考了大量中西史料，“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

。

这是史家才有的严谨，“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

史论总被视为历史写作的点睛之笔，在“历朝通俗演义”

中，除过一些历史知识的注释，还有大量的蔡氏史评作为批注。

这自然会让人想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

今年恰逢蔡著《清史演义》（“历朝通俗演义”

第一部）首次出版100周年，历经百年巨变，其光辉仍不可磨灭，正如替蔡续写《民国演义》后四十回的许廑父所言：“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

事实上，“历朝通俗演义”

自出版以来，便一直畅销不衰，但蔡氏本人却贫寒一生，仅以行医教书为生。

这就是一个真正写作者的历史和命运。

（说明：文中所引用文字非特别注明者，均出自蔡东藩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