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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前言（第4页）

使故事情节发展更为紧凑，行文愈加整洁，更加符合小说的美学要求。

同时，对词话本的明显破绽作了修补，结构上也作了变动，特别是开头部分，变词话本依傍《水浒》而为独立成篇。”

[4]另一位当代研究者黄霖在《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里面提出：“崇祯本的改定者并非是等闲之辈，今就其修改的回目、诗词、楔子的情况看来，当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

并举第四回西门庆、潘金莲被王婆倒关在屋里一段描写为例，认为：“崇祯本则改变了叙述的角度……使故事更加曲折生动，并大大丰富了对潘金莲的神情心理的描绘。”

[5]

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见，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观点。

但是，第一，它们都建立在两种版本有先有后的基本假定上，一般认为词话本在先、绣像本在后；而我认为，既然在这两大版本系统中，无论词话本还是绣像本的初刻本都已不存在了，更不用提最原始的手抄本，词话本系统版本和绣像本系统版本以及原始手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还不是可以截然下定论的。

[6]第二，虽然在两大版本的差异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精彩的见解，但是，无论美国、欧洲还是中国本土的《金瓶梅》研究者，往往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作者的追寻、对写作年代的推算以及对两个版本孰为先后的考证方面，而极少对两大版本做出详细具体的文本分析、比较和评判。

正如中华书局出版的《金瓶梅会评会校本》整理者秦修容在前言中所说：“人们往往把目光散落在浩繁的明代史料之中，去探幽寻秘，却常常对《金瓶梅》的本身关注不够，研究不足。”

[7]在《金瓶梅》两大版本的阅读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唯一可以明确无疑做出判断的，就是这两个版本在其思想背景上，在其人物形象塑造上，在其叙事风格上，都具有微妙然而显著的差别。

介入纷繁的版本产生年代及其相互关系之争不是本书的目的，我的愿望是通过我们能够确实把握的东西——文本自身——来分析这部中国小说史上的奇书。

其实，到底两个版本的先后次序如何并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体现了一个事实，也即它们不同的写定者具有极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美学原则，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不是有一部《金瓶梅》，而是有两部《金瓶梅》。

我认为，绣像本绝非简单的“商业删节本”

，而是一部富有艺术自觉的、思考周密的构造物，是一部各种意义上的文人小说。

因此，贯穿本书的重大主题之一，将是我对《金瓶梅》两大版本的文本差异所作的比较和分析。

我以为，比较绣像本和词话本，可以说它们之间最突出的差别是：词话本偏向于儒家“文以载道”

的教化思想，在这一思想框架中，《金瓶梅》的故事被当作一个典型的道德寓言，警告世人贪淫与贪财的恶果；而绣像本所强调的，则是尘世万物之痛苦与空虚，并在这种富有佛教精神的思想背景之下，唤醒读者对生命——生与死本身的反省，从而对自己、对自己的同类，产生同情与慈悲。

假如我们对比一下词话本和绣像本开头第一回中的卷首诗词，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倾向。

词话本的卷首词，“单说着情色二字”

如何能够消磨英雄志气，折损豪杰精神：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

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

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

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随即引用刘邦、项羽故事，为英雄屈志于妇人说法。

下面则进一步宣称，无论男子妇人，倘为情色所迷，同样会招致杀身之祸：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衍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

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

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著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

静而思之，著甚来由！

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

[8]

“虎中美女”

这个狂暴娇媚的意象，是词话本一书的关键：它向读者暗示，书中所有的情色描写，不过是噬人之虎狼的变相而已。

而上面这一段话，从男子之丧志，写到妇人之丧身，最终又从丧身的妇人，回到断送了性命家业的男子，已经隐括全书情节，无怪乎“欣欣子”

在《金瓶梅词话序》里面赞美道：“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

绣像本第一回的卷首诗，则采录了唐朝女诗人程长文的乐府诗《铜雀台》[9]。

铜雀台为曹操在公元210年建筑于邺城，曹操临终时，曾遗命他的姬妾住在台上，每逢初一、十五，便面向他的灵帐歌舞奏乐。

这从五世纪开始，成为一个常见的题材，南朝诗人江淹、谢朓、何逊等人有同题诗作，程长文的作品便可清晰地见到江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