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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第48章 满天霜月下西楼（第4页）

，他撰写的《海药本草》是《本草纲目》的重要参考。

一些波斯商人“安居不欲归”

，甚至被授予高官，其中尤以安附国和阿罗喊为要。

波斯文化作为异域文化也吸引着唐人效仿，胡饼、胡乐、胡服受到青睐，唐代文学有许多描写波斯文化的诗句。

元明时期，宋代中断的陆上丝绸之路再次勃兴，东西方交通臻于鼎盛。

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元朝与统治波斯的伊尔汗国是宗属关系。

合赞汗时期，伊尔汗国的驿道直通中土。

《金史》有云：“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

伊尔汗国统治者皆获得元帝册封，元朝赐之以篆有“辅国安民之宝”

的汉字宝印。

伊尔汗国奉元帝为宗主，对元朝遣使不辍。

与唐宋时期相比，元明时期的中国与波斯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更为深入，其中中医、陶瓷、绘画等对波斯影响甚大。

早在10世纪，阿维森纳的《医典》就介绍了中医的脉学，拉施特的《中国药学》收录了中国《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苏沈良方》等。

当代伊朗裔学者玛扎海里认为，波斯医学的药剂半数来自中国。

旭烈兀曾从中国招募1000余名工匠，在波斯烧制瓷器、绘画，营造中式建筑。

中国画与波斯绘画逐渐融合，波斯细密画由此产生；中国的缝纫技术、服饰、衣橱等在波斯也十分流行。

波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样引人注目。

郭守敬在研定《授时历》时就参考了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的《万年历》。

15世纪前后，波斯著名诗人萨迪的名篇《蔷薇园》《果园》传入，并流传至今。

元明两朝分别设立回回国子学、四夷馆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

波斯语在元代是除汉语、蒙古语之外的第三种官方语言。

可以说，波斯语是古代除梵语之外影响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外来语言，也是古代汉语外来词汇的重要来源。

波斯的苏麻离青与中国陶瓷技艺的融合，还催生了元青花。

元明之际，大量旅行家往来于两国，加强了双方的认知。

陈诚和李暹的《西域行程记》《西域藩国志》，马欢、费信和龚珍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详细记载了波斯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

波斯的《中国人的治国策略》《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国志》等亦介绍中国的典章制度和社会风俗，并高度推崇中国文化。

《中国志》有云：“我们从未听说过世界上存在有另一个与中国一样完美政府的国家。”

波斯著名诗人菲尔多西认为，中国艺术是“不可企及的完善标准”

。

中国与波斯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

两大文明在相互碰撞、互鉴、交融和创新中不断地将异质文明内化为各自的本土文明，丰富、拓展了两国的文化内涵，为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从波斯引进大量物产，如葡萄、石榴、黄瓜、胡椒等植物约50种，而波斯学习中国丝绸、铁器、瓷器的生产技术，获利甚巨。

中国与波斯的交往使东西方物种交流、商品贸易、宗教传播、文明传承和创新成为可能，客观上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纽带，具有世界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