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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2页）

但是，到了后来，我们为什么忽然不行了呢?为什么现在竟会出现这样崇洋媚外的思想呢?为什么西方某一些人士也瞧不起我们呢?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自己和西方一些人士，都缺少历史的眼光。

我们自己应该避免两个极端：一不能躺在光荣的历史上，成为今天的阿q;二不能只看目前的情况，成为今天的贾桂。

西方人应该力避一个极端，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行，自己是天之骄子，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东西双方都要从历史和地理两个方面的宏观上来看待中国文化，决不能囿于成见，鼠目寸光，只见片段，不见全体;只看现在，不看过去，也不看未来。

中国文化，在西方人士眼中，并非只有一个看法，只有一种评价。

汉唐盛世我不去讲它了，只谈十六、十七世纪以后的情况，也就能给我们许多启发。

这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从明末到清初，在欧洲约略相当于所谓&ldo;启蒙时期&rdo;。

在这期间，中国一方面开始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也大量西传。

关于这个问题，中西双方都有大量的记载，我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加以征引。

方豪在他的《中西交通史》（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6版，第5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下）中有比较详细而扼要的介绍。

我在下面利用他的资料介绍一下在这期间中国文化流向西方的情况。

中国经籍之西传

&ldo;四书&rdo;、&ldo;五经&rdo;在中国历史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如果中国经籍西传，首当其冲的理所当然地就是这些书。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利玛窦将&ldo;四书&rdo;译为拉丁文，寄还本国。

天启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阁将&ldo;五经&rdo;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

到了清朝，殷铎泽与郭纳爵合译《大学》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于建昌。

殷氏又将《中庸》译为拉丁文，于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别刻于广州及印度果阿。

《论语》之最早译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为拉丁文。

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教士柏应理返回欧洲。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巴黎发刊其著作《中国之哲学家孔子》。

中文标题虽为《西文四书解》，但未译《孟子》，名实实不相符。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奥国教士白乃心用意大利文写的《中国杂记》出版。

康熙五十年（1711年），布拉格大学图书馆出版卫方济用拉丁文翻译的&ldo;四书&rdo;及《孝经》、《幼学》，1783年至1786年译为法文。

卫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国哲学》，与上书同时同地刊出。

白晋著有拉丁文《易经大意》，未刊。

康熙四十年（1701年），白晋自北京致书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讨论中国哲学及礼俗。

现在梵蒂冈图书馆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经》之华文稿本14种，宋君荣曾译《书经》，刘应译《礼记》的一部分。

康熙末年，马约瑟节译《书经》、《诗经》。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马约瑟自建昌府致函欧洲，讨论儒教。

雷孝思参加绘制《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对中国古籍亦有研究。

傅圣泽有《道德经评注》，为拉丁文及法文合译稿本。

他又用法文译《诗经》。

赫苍璧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来华，亦曾从事翻译《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