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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懂!
你说的方便,是看起来方便其实不方便;我说的仁义,才是真的方便。
和孟老师不同,荀老师不是不懂得具体问题(我猜,他如果有机会跟孟老师当面辩论,就会不断用具体问题挤对对方)。
他不跟秦王谈这些,应该是他觉得对秦国而言,那些都已经不是关键。
谈儒生的功能,才是对症下药。
仔细琢磨下,荀老师谈了那么多,可以简单概括为一句话:我们儒生是国家最忠实的拥护者,而且是自带干粮的拥护者。
而这些拥护者的作用是论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合法性这个东西,听起来很虚,但影响非常实在。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村一百人,每个人要交一百块钱税,我们都认你是合法政府,你派一个税吏过来,就可以把税收走了。
但在我们桃花源村,大家表示不认得你,不愿意交这个税。
按照法家的逻辑,是懒得在合法性上下功夫的,无非还是刑、赏两手最方便‐‐对村民用刑,给收税的打赏。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十个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才能把我们给震慑住。
然后你发现,收上来的一万块钱,还不够给那十个人发工资。
所以你不得不加税,然后我们抵触情绪更大,组织起来抗税,十个差役也不管用了,你还要进一步增加人手,于是也就需要更多的税……如是恶性循环,维持统治稳定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填不满的窟窿,终究谁都没法过日子。
总之就是,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府,行政成本将大大上升。
即使它不想推行暴政也只有暴下去,因为别无选择。
这层道理说穿了虽然简单,但要秦昭襄王明白确实比较困难。
因为,此时的秦国还基本就是一个对外掠夺的机制。
只要战争总是获胜,掠夺总是成功,强盗头子就不难支付刑赏的成本。
他在团伙内的合法性,也不会受到质疑。
一直要到六国覆灭,只剩下匈奴、百越这些苦哈哈的蛮夷抢无可抢,这个问题才会暴露出来。
秦朝崩盘之后,回过头来想一想,就发现还是荀老师看得远‐‐汉初知名的儒生,好多都和荀门有关联,写《过秦论》的贾谊,就是荀老师的三传弟子。
谭嗣同同学那段荀学与秦政相互配合依存的议论,作为事实判断,诚然极具洞见。
荀老师的方案,是把孟子那样不合时宜的带路党,变成新体制需要乃至必不可少的五毛。
但价值判断则复杂得多。
以下两个层面,大概都是难以否定的。
第一是确如谭同学所说,大盗利用乡愿,把本来不可延续的专制统治变得可以延续;乡愿取悦大盗,戕斫民族元气,使得奴性越来越渗入国民的骨髓。
第二是儒生作为减震和润滑系统,淡化了政府的暴虐色彩,保住了民众的承受底线。
合法政府不见得就是善茬,不过作恶的必要少了很多。
这种合作下的社会,当然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一个好社会,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许已经是相对不坏的结果。
是继续忍受愈演愈烈的动乱,同时遥想将来,祈祷不知道多少代人以后可能会磨合出一个真正美好的黄金时代;还是无论如何赶紧结束乱世,好歹让自己和看得见的儿孙先安安稳稳把日子先过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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