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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狭人广的原因,像安徽的徽州、福建的福州,当地土地资源显然已经无法保证居民谋生的基本需求,只能向外流动。
如南京的典当铺,在正德以前全是本地人开设,但到了万历年间,这些典当铺与绸缎铺、盐店,基本已经被外省、外府的富民所占据,说明外地商人大量涌入南京城经商。
商人常年在外经商,在客居地娶妻生子,这种现象至迟在正统年间已大量出现。
明人丘濬的记载显示,当时江西有大量人口向外迁移,聚居于荆州、湖广一带。
他们在当地生活时间一久,就纷纷置办产业,甚至被列入“税户”
的名目。
四是工匠、技艺之人之游寓。
明中期以后,工匠大多离开原籍,在外务工,凭借自己的手艺挣钱,养家糊口。
尤其是来自江西的工匠与医卜星相一类的技艺之人,更是行遍天下,甚至在有些地方形成“南昌街”
一类的集聚社区。
为了挣钱,有些工匠甚至到了一些边地。
如在宣府镇,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手艺工匠,如土木工匠,主要来自山西;而巾帽工匠,则来自江西。
五是卫所军人之流寓。
在明初,由于边地骚乱,一些军士跟随大军征讨。
乱定之后,就在附近留屯。
随着子孙的繁衍,人口渐增,慢慢也就成为当地的移民。
如湖南蓝山县之宁溪所军士,就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从南京随大军征讨而来,而后留屯宁溪,设城守御。
至明代中叶以后,族姓蕃昌,除了原有的屯田之外,还开始置办民田。
在卫所中,除了军官、军与舍人、馀丁之外,尚有一些流官。
这些流官多为一些杂职,上进的仕途既无多少希望,于是就在卫所寄寓下来,而他们的子弟也就进入卫学学习,并以卫籍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
三、户籍管控的松动:允许流动人口在当地入户占籍,允许异地参加科考
面对社会各阶层流动性的加速,明代政府不得不就户籍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从总体上说,是顺应流动性的增加而使户籍管控政策趋于部分的松动。
明代户籍政策的变革,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客籍”
的设置而允许流动人口在当地入户占籍。
如明代的北京号称“四方辐辏”
,居民并非全是当地土著。
晚明北京城中的居住人口,有十分之六七是外地移民,或寄寓,或客籍。
而在这些外地移民中,绍兴一府又占了十分之四五。
自明代中期以后,明政府已经允许附籍的存在。
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下令,凡是各处流移就食之民,居住年久,又不想回归故土者,允许他们在所寓居的州县占籍。
嘉靖六年(1527),明世宗下诏巡城御史,让他们严督兵马司官员,查勘在北京及附近居住的军人、民人等,凡是寄寓已久,且在北京置有产业的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宛平、大兴二县附籍。
这是官方正式下令,允许附住居民在当地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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