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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史学研究]《帝国尽头是民国（出书版）》作者：傅国涌【完结】

编辑推荐

李锐、章诒和、张鸣鼎力推荐

继《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后

对民国精神的又一次深入解读与追寻

一部故事体民国微历史

配作者收藏民国老照片数十幅，领略更真实的民国图景

民国，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别样世界

&ldo;民国形象&rdo;，我的理解是从容的、个性的、坦荡的、阳光的、常常超越了恐惧的，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那样那么猥琐和苟且，这份从容首先来自王纲解纽、千年皇权被打破后的一种释放感，也是晚清以来与世界接轨、呼吸到外部世界带来的开放感，同时也是仍然保持着古老文化传统、没有断裂的一种自信与淡定，那是一个人活在至少可以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时代里，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状态。

‐‐傅国涌

内容简介

帝国尽头是民国，老旧帝国难以为继，初生的民国也并非一帆风顺，民国诞生曾给古老民族带来的欢欣与激动，却迅速消逝在称帝、复辟和一次次厮杀之中。

不同的人寻找不同的方案，选择不同的道路，在一个速变、大变、剧变的转型时代里，人们渴望找到方向，不仅重新安顿个人的身心，也是为家国求出路，赋予这个变动中的中国以全新的意义。

本书是既《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后，作者对民国精神的又一次深入挖掘与追寻，在尘封的老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希望、奋争与热血，是新时代大幕开启的曙光。

作者简介

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

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企业家的本土传统等，并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在多家重要报刊开设评论或历史专栏。

主要著作有：《金庸传》《叶公超传》《历史的误会》《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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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3年8月，顾准曾说，范文澜对&ldo;史官文化&rdo;歌颂备至。

然而，&ldo;史官&rdo;二字的重心还是在于一个&ldo;官&rdo;字，&ldo;史&rdo;在这里是服从于&ldo;官&rdo;，也服务于&ldo;官&rdo;的。

卷帙浩繁的&ldo;二十四史&rdo;都是史官修的&ldo;正史&rdo;，此外的史书被看做是&ldo;野史&rdo;。

说白了，所谓&ldo;正史&rdo;常常从属于帝王权杖之下，最初的用意只是给帝王&ldo;资治&rdo;的镜子。

换句话说，&ldo;史官文化&rdo;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ldo;史官文化&rdo;毫无正面意义，司马迁以忍辱之身秉笔直书他栖身的当朝事，以文治武功睥睨一世的汉武帝对他的记录、评判也抱有或多或少的敬畏。

还有更早的&ldo;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史官文化产物的正史，因为这些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一代代的努力而获得了一点尊严。

进入近代，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史官文化开始消亡，史官的功能实际上被新闻记者代替了，有些记者主观上并无这样的自觉，客观上却以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

有些报人则本身就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报业巨子史量才认为报纸是&ldo;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rdo;，他声言要把《申报》办成供后人借鉴的&ldo;史记&rdo;。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新闻记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而且要兼具才、学、识，记者也应该如此。

今天看来，包括《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在内，未尝不是一部部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的中国近代史。

在摆脱了帝王一家一姓的统治之后，关注时代思潮、国计民生、社会世态的新闻记者，也已经超越昔日史官只能为皇家做起居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宿命。

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所及不再是狭隘的朝廷，而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侧面。

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史，记者们留下的记录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个真实的侧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历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接近本来面目的历史画卷。

可以说，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他的目光所及都将成为历史，他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今天，而且昭示后世。

记者的责任因此而显得沉重，无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笼罩着一层光环。

我对中国近代史关注得比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这些年渐渐转移到老报纸、老刊物以及报人、记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到历史的真相。

比如一张新闻照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时有些新军士兵就已剪了辫子。

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在民国最初几年发表了许多生动的通讯和犀利的评论，其立场相对中立、客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复杂的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部80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从1912年到1948年，跨越了整个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过渡时代，从简短的电讯、时评到翔实的通讯，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风云、笔底的波澜，凝铸为&ldo;一个人的民国史&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