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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2页）

十年后，杨度因为组织&ldo;筹安会&rdo;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了人人得而诛杀的&ldo;帝制余孽&rdo;。

1916年5月1日，袁氏帝制已然失败，他仍强硬地对《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说：&ldo;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

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lso;君宪救国&rso;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

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

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

……梁任公（启超）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

……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

……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rdo;说这番话时，他&ldo;态度安闲，辞意坚决&rdo;。

据说，袁世凯弃世前夕，还在病榻之上不无悔恨地感叹：&ldo;杨度误我。

&rdo;而杨度则在袁死之后送去挽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不过一书生，他的信仰只不过与袁想做皇帝的心思恰好一致而已。

岁月沧桑，世变无常，旗帜变幻，然而，杨度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君主立宪论者，这一点可以说他有始有终。

在近代中国史上，他实在是最不善变的人物之一。

第一个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虽与杨度政见不同，却算得上是真正的知己。

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ldo;与杨度最善&rdo;，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

他临终前留下了并不广为人知的一份遗嘱，自述平生之志，并为杨度开释，当时杨度正作为&ldo;筹安六君子&rdo;之首被通缉：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

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

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申正义，以争国民人格。

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曰语。

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1931年，也就是杨度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章太炎等人在湖南军阀赵炎午上海的家里吃饭，在座的还有历史学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和杨度的儿子杨公恕，酒酣耳热之际，他又谈起了他的君主立宪论，并且高声说：&ldo;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rdo;或许他没有想到在座的左舜生手里有一支史家的笔，把这一番话记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