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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桥前的思念怀念杨伯恺烈士（第2页）

当时，我们从直觉上感到这个联合会的成员是进步的，因而大家都参加了声援“较场口事件”

的游行和活动。

但对其中最活跃的几个人的政治背景并不了解，免不了有少许疑虑。

在会议进行时，我突然看见一位老者从室外走过。

我认出他是杨伯恺老先生，他也对我会心一笑。

凭这一点，我有一种安全感。

杨老先生在这里进出，至少慈惠堂不会有问题。

那几位活跃分子能联系在这里开会，至少不会是伪装进步的。

这就是我这个小青年的简单思维。

三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发生在1946年底，我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

学期结束，学校暗中把我开除。

当时，重庆的西南学院在成都招生。

一打听，教授有潘大逵、孟超、李文钊等，主办人是马哲民，显然是一所进步学校。

我和“破晓社”

另三位成员报考了西南学院。

考试的作文是《试论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优劣》，问答题中有一题是问对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的看法。

我早就喜欢新文学并在报刊上发表习作，又是《新华日报》忠实的读者，作文和答问，一挥而就。

政治态度也很鲜明，认为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系国民党一手包办，称它为伪国大。

下午口试，我有些紧张。

出乎意料，口试我的是杨老先生，但不知道他会口试什么题目。

杨老先生亲切地问我：“你被学校开除了？”

我回答：“是！

通知书上说我‘一心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但我并没有要求转学。”

他笑了，又问：“想考新闻系？”

我答：“是，想把新闻作为武器。”

他慈祥地点了一下头：“好，就这样吧！”

我还在等他考我，口试就结束了。

不久发榜，居然在报纸上发现我不仅考上，而且名列第一。

我以前叫李国辉，考试前改名为李致。

我太高兴了，颇为飘飘然。

一直到有幸和与潘大逵教授同乘一辆汽车，飘飘然地坐长途汽车去重庆。

到重庆时已天黑，看见万家灯火。

我以为重庆有很多高楼大厦，第二天才发现附近几乎全是一两层的房子，因为它是山城，才使我产生之前的错觉。

四

由于民主运动高涨，国民党感到恐惧，1947年6月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