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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第2页）

当我们深入李致的心灵世界时，进一步发觉他的“爱人”

是从对亲人的爱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

这又与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礼记·中庸》）的精神暗合，而这种暗合，又被李致用行动赋予了新的含义。

上述种种，都可以在这几卷文字中找到鲜活的例证。

我一直觉得，在李致的以《大妈，我的母亲》《终于理解父亲》《小屋的灯光》《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亲情散文中，能明晰地见到他的思想情感之流的源头及质地。

更重要的是他对父亲、母亲、妻子、四爸巴金的思念和追怀已经不可以用简单的传统观念如孝道之类去把握，那是一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对传统道德中的愚、盲成分的批判和超越。

我曾经这样写道：“李致一直自觉地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净、光明、温暖。”

（《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这种理解，源于在长期艰难曲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人类现代文明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念的吸纳和认知。

从对“爱人”

的现代理解出发，李致在如何做人的漫漫长途上执着前行。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今，李致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自己服膺的信仰、信念、事业。

在那一辈先知先觉者心目中，一切为了他人，乃全部信仰、信念、事业的核心，他们甚至一度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这种燃烧着激情同时有些浪漫色彩的口号写满了江河大地。

无论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身上从内到外的那一个闪光的“诚”

字已经为后人立下了精神的丰碑。

李致作为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追随者，他的言行，一直是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

不同的是，他不是为立己而立人或达人，而是为了他心中神圣的信仰、事业而立人或达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立人或达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批判和超越。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李致先后在共青团部门、党政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文化艺术部门留下了精神足迹。

他在所承担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中，都特别注意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支持人、爱护人放在重要以至首要的位置。

无论对上级领导、下级同事，还是对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他都一视同仁，认真倾听他们的倾诉，尽力排解他们的烦难，畅快分享他们的喜悦，往往成为他们的朋友。

在他看来，立人、达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亲亲”

的过程。

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勉力地向古往今来那些“尊德性而道问学”

的君子学习，待人接物一秉至诚：诚其心，诚其意，诚其言，诚其行，关键是一个“诚”

——真实无妄。

古人云：“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仁之道也。”

（《礼记·中庸》）诚哉斯言！

在四川文化界，李致有许多彼此知根知底相互推心置腹的朋友，比如马识途、王火、杨字心、高缨、沈重，比如魏明伦、徐棻，又比如周企何、陈书舫、竞华、许倩云，等等。

他们之间的友情，正是仁之道的生动体现。

20世纪80年代，魏明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从自贡本土脱颖而出，以“一年一戏”

“一戏一招”

轰动海内外，他的成长，得到过自贡、成都、北京的领导和朋友伯乐们的发现和扶持。

魏明伦常常提起的浇灌他的五位园丁中，就有他尊称为“恩兄”

的李致。

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致，继承巴金遗风，爱才惜才，肝胆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