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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金二三事（第4页）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

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

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

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

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

才肯出版这样东西。

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

，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

对读者我也有责任。

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

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

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

《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

巴老同意把他的日记编入全集，仅仅是为了“对少数研究”

他的“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

，但他反对“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

。

特别是巴老强调“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

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

，使我深感自己对巴老的理解还很不够。

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年以后，即1992年9月15日（当时我暂住美国），巴老在《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的《代跋》中又提到这个过程：

在这之前，四川的出版社曾向我组稿，要求单印我的日记，我答应了李致，后来忽然想起我写的日记只是写给自己的备忘录，明明是为自己服务的，并无出版单行本的必要，便通知李致收回了诺言。

对人对己

巴老年高且身体不好，又有繁重的写作计划。

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

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

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

但有时也有例外。

1991年秋，时任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

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