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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娃儿（第2页）

空气新鲜，春风扑面，一身来劲。

我和冬娃儿一人手举风筝，一人牵着线跑。

轮流几次，满身是汗。

这时冬娃儿必定想起外婆“快去快回”

的指示，便另想出一个新玩意儿，吸引我跟他回家去。

我们经常一边玩，一边摆龙门阵。

冬娃儿在慈惠堂办的一个工厂半工半读，我估计是胖舅舅安排的，因为胖舅舅是育婴堂堂长。

冬娃儿上午做工，下午学认字和珠算。

他说一个月打两次“牙祭”

，一次一碗咸烧白或甜烧白，八片肉，刚好一人一片。

我听了很同情他。

以后我凡买零食，无论是橘子或花生、干牛肉或香油卤兔，绝对一人一半，他也乐意接受。

母亲对我吃东西一向控制很严，但“儿在外，母命有所不受”

。

冬娃很够哥们，从不揭发，更不会“反戈一击”

。

有一天我在天井玩，冬娃儿示意我出去。

经外婆同意，我和冬娃儿到了街口。

原来在一家饭铺前面，有一个人跪在地上，头上顶了一根长板凳。

冬娃儿说这叫“顶板凳”

，是穷人吃了饭没有钱给，在这儿受罚的。

要有人替他付了钱，才能取下板凳。

我不愿意多看，便回到大门口坐在小石狮子上。

门内楼板上有一个燕子窝，平时我最爱看大燕子喂小燕子，今天却无心思看了。

冬娃儿让我看到人间的不公平！

幸好胖舅舅从外回来，他一贯乐于行善，我向他报告了街口的情况。

他去给了钱，那个跪着的人才取下板凳站起来。

从此，我增加了对胖舅舅的敬意。

抗日战争的宣传普及到许多地方。

我在学校参加了捐寒衣的活动，冬娃儿也会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有一天，冬娃儿告诉我对门学校的空坝中午要演戏，到时我们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