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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第4页）

我正为她的健康担心时，却来了更大的风暴。

她蒙受冤屈，被错划为右派。

我参加了团省委常委会，看见了许多揭发她的材料，不寒而栗。

我当然不相信她反党，但她对省委一把手提了意见，在劫难逃。

当时我早已成了“驯服工具”

，不敢独立思考。

我暗中为大姐惋惜，却没有认识到她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精神。

有这个认识那是以后的事了。

大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在《四川青年报》，主要是处理群众来信，同时搞一些轻微劳动。

可以想象这种冤屈会带给她多大的痛苦！

我当时在《红领巾》杂志社工作，与《四川青年报》同在一个大院。

听说大姐工作认真，并不消极。

我常看见她扫地、倒痰盂，态度不卑不亢。

我们还同住在祠堂街三十三号宿舍，但我不敢与她往来。

1958年秋，我随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去苏联访问，经常听见播放《祖国进行曲》。

我们“破晓社”

的社歌就是按这个曲子写的词。

我免不了想起大姐和另几位受冤屈的老朋友，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慨。

回国后的一个晚上，我偷偷地进了大姐的住处。

屋子潮湿阴暗，最多只有十平方米，她正在看书。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叫了声：“大姐！”

只记得她说，除了工作，她想学中医。

最后我送了她两枚从苏联带回的硬币（戈比）。

我想安慰大姐，但这种安慰有什么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满足于曾顶住压力，没有乱揭发，敢于实事求是写材料。

但后来我知道，大哥余文正在大姐困难时，不怕划不清界限受牵连，帮助大姐的子女，使我深受感动。

一高一矮，大哥是巨人，我是矮子。

大姐，我相信你能原谅我，但我必须责备自己。

四

“文革”

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先泽的爱人熊庆娟到北京探亲，到团中央看大字报。

她告诉我共青团四川省委有一部分人在为贺惠君翻案。

我从心里支持，但也感到难度很大。

果然，当我被关在“牛棚”

的时候，成都来人外调大姐的情况，那是带着鲜明的倾向来抓问题的。

我如实地写了大姐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却受到训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