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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目谈起兼致范用兄（第4页）

但是，十四年来（1990年至今），我没有发表过巴老的信，也没有写过文章为自己辩护。

原因很简单，我不愿意巴老为这本书增添烦恼。

同时，我坚信巴老说的：“读者会明白这个意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证实这一点。

去年在《文汇读书周报》读到范用兄的文章。

尽管范兄不知道“存目”

的由来，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曾有温姗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议论此事：

把巴老这篇文章免登的做法极不可取；但是，编者仍然“存目”

还有可取之处，至少他们有勇气告诉读者这里本来应有如此一篇文章，让读者去思索个“为什么”

，而且引火烧身地招来对他们的批评。

如果他们干脆连目录都删去，作者、读者更是连话也说不出一句，岂不省事？

这种理解是很可贵的。

早在1981年，巴老就说：“我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只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

长官点名，我不会害怕。

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下，那算什么作家？”

“文革”

博物馆是巴老倡议的，巴老一直坚持这个主张，从未退缩。

巴老为保护出版社，避免授人以“柄”

，同意“存目”

，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坚持。

我有责任把事情说清楚，以免有人或明或暗地向巴老泼脏水。

此时此刻，巴老躺在病床上，我不担心给他增添烦恼了。

这篇短文也是我给范用兄的信。

2004年9月18日

附记

此文收入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生命的开花》一书，同时作为附录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讲真话的书》。

文中所指针对我专门发表文章的是四川省曲艺团的贺星寒。

贺星寒后因病去世。

他重病期间我曾去医院看望，去世后亦去灵堂吊唁。

他的文章刊于1993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责任编辑为杜导正。

《炎黄春秋》是我一直订阅和喜爱的杂志，可惜此文失实。

2018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