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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正名主义（第8页）

一类的用意。

第三，寓褒贬。

《春秋》的方法，最重要的，在于把褒贬的判断寄托在记事之中。

司马迁《史记·自序》引董仲舒的话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便是褒贬之意。

上章说“辞”

字本有判断之意。

故“正辞”

可以“禁民为非”

。

《春秋》的“书法”

，只是要人看见了生畏惧之心，因此趋善去恶。

即如《春秋》书弑君三十六次，中间很有个分别，都寓有“记者”

褒贬的判断。

如下举的例：

（例一）（隐四年三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

（例二）（隐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例三）（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例四）（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

（例五）（六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

（例六）（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例七）（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例八）（成十八年春天正月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即举此八例，可以代表《春秋》书弑君的义例。

（例一）与（例三、四、七）同是书明弑者之名，却有个分别。

（例一）是指州吁有罪。

（例三）带着褒奖与君同死的大夫。

（例四）写“世子商臣”

以见不但是弑君，又是弑父，又是世子弑父。

（例七）虽与（例一）同式，但弑君的人，并不是赵盾，乃是赵穿。

因为赵盾不讨贼，故把弑君之罪责推给他。

这四条是称臣弑君之例。

（例二、五、六、八）都是称君不称弑者之例，却也有个区别。

（例二）称“卫人”

，又不称州吁为君，是讨贼的意思，故不称弑，只称杀。

又明说“于濮”

。

濮是陈地，不是卫地，这是说卫人力不能讨贼，却要借助于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