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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三哥（第4页）

时，他却首先提出要给“萧李廖”

平反。

这就是三哥！

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凭理想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

五

“文革”

后期，我主动要求回到成都工作，又有机会和三哥见面了。

每当他来成都，我们都有许多心里话说不完，主要是对“文革”

不满，对王张江姚不满。

那些话如被造反派知道，其后果不堪设想。

有一次，我和三哥一起看了一份《周总理遗嘱》，他泣不成声，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痛哭过。

后来知道这份《遗嘱》不是真的，但它的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心声。

“四人帮”

被粉碎时，我率先得到北京朋友带来的消息，三哥正在成都。

这种大快人心的事，我当然急于告诉他，但又怕他心直口快，随便对人讲。

他一来，我就把这个顾虑说给他听。

他立即表态：“哪个龟儿子乱说！”

事情太重大了，仅这个表态不能使我放心。

最后达成协议：他愿意跪在地上发誓，我也做出让步——只要他跪在床上发誓。

他真跪在床上发了誓，我才告诉他。

这种喜悦，凡是过来人都理解。

只是三哥太兴奋了，违背了他的誓言，一出我家就告诉了他的朋友。

我当然也不会去追究。

六

粉碎“四人帮”

以后，三哥自己尚未落实政策，却和几个与他情况相类似的同志四处奔波，热心帮助别人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解决被占的房子和被扣的工资，把仍在农村的小孩调出来……许多人十分感动，称他为“民间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

。

他自己落实政策以后，更是一如既往，心怀全局，致力于体制改革，忘我地工作。

他还像过去一样乐意帮助别人，他的一个小本子上记有许多朋友的电话号码，我戏称之为三哥的“联络图”

。

年逾花甲，三哥从第一线退下来，在民意机关工作。

民意机关可虚可实，作为一个常务委员，他可以鼓掌举手，或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

但三哥爱憎分明，对某些腐败现象疾恶如仇，既敢当面批评，又敢向上反映，不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