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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墨家哲学的衰亡（第2页）

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这都是指责墨家的。

可见那时墨学不但不相容于儒家，并且遭法家政客的疾忌。

这也是墨学灭亡的一个大原因。

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

太微妙了。

别墨惠施、公孙龙一类人，有极妙的学说。

不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来讲解，却用许多极怪僻的“诡辞”

，互相争胜，“终身无穷”

。

那时代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代，各国所需要的乃是军人政客两种人才，不但不欢迎这种诡辩，并且有人极力反对。

如《韩非子·五蠹篇》说：

且世之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

今所治之政，民间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

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又《吕氏春秋》说，公孙龙与孔穿论“臧三耳”

（本作藏三牙。

今据《孔丛子》正），明日，孔穿对平原君说：

谓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

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

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

又《韩非子·问辩篇》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这的彀者也。

……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

……是以……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

这都是说别墨与公孙龙一帮人的论辩，太“微妙”

了，不能被实际应用。

墨学的始祖墨翟立说的根本在于实际的应用，如今别家也用“功用”

为标准，来攻击墨学的后辈，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了。

这不但可见墨学灭亡的一大原因，又可见狭隘的功用主义的流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