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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格致与科学（第2页）

他们至多能做一点表面的观察和思考，不肯用全部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实物。

久而久之，他们也觉得“物”

的范围太广泛了，没有法子应付。

所以程子首先把“物”

的范围缩小到三项：（一）读书穷理；（二）尚论古人；（三）应事接物。

后来程朱一派都依着这三项的小范围，把那“凡天下之物”

的大范围完全丢了。

范围越缩越小，后来竟从“读书穷理”

更缩到“居敬穷理”

，“静坐穷理”

，离科学的境界更远了。

明朝有个理学家王阳明（王守仁），他曾讥笑程子、朱子的格物方法。

他说：“即物穷理是走不通的路。

我们曾实地试验过来。

有一天，一位姓钱的朋友想实行格物，我叫他去格庭前的竹子。

钱先生坐在竹子边，格了三天三夜，格不出道理来。

我就自己去试试，一连格了七天，也格不出道理来。

我们只好叹口气，说，圣贤是做不成的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格物！”

王阳明这段话最可以表示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从来没有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虽然有“格物致知”

的理想，终不能实行“即物穷理”

，终不能建立科学。

十七世纪以后的“朴学”

（又叫做“汉学”

），用精密的方法去研究训诂音韵，去校勘古书。

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是科学的，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学的。

但他们的范围还跳不出“读书穷理”

的小范围，还没有做到那“即物穷理”

的科学大范围。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科学遗产只有两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穷理”

的科学目标，一是三百年来朴学家实行的“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努力，要把这两项遗产打成一片：要用那朴学家“实事求是”

的精神与方法来实行理学家“即物穷理”

的理想。

1933，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