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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朝鲜又粗大事了（第2页）

本来这地方就不怎么有钱，再被大清跟日本两国这么一瓜分，各种倾销各种控制，外加朝鲜政府本身也不断压榨老百姓，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有钱的天天烧钱取暖，没钱的直接饿死街头，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叫“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说的就是那会儿的朝鲜。

虽然朝鲜政府本身还尚未觉察到那巨大的危机，但很多旁观者却已经非常明了了，像俄国驻华公使卡西尼就在写给沙皇的报告中称：“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

这并非他的一人之见，很多人都这么看，比如袁世凯。

虽说天津条约里头规定清日两国要撤军并不派军事顾问，但是这老兄还是留了下来，不过当然不能再继续以往武官的身份了，而是换了个头衔，叫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官居三品，主要工作内容是代表大清掌控朝鲜的一举一动，以遏制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说白了就是朝鲜的太上皇，而这位太上皇对朝鲜即将发生的一切也是一清二楚，数次写信回国让大清随时做好应对朝鲜民变的措施。

还有一个人也充分预见到了未来的情况，那便是日本的驻朝公使，此人跟袁世凯一样，每次和东京联络的时候都要跟祥林嫂似的反复念叨说朝鲜要粗大事了，你们快来呀你们快来呀，在他看来，朝鲜一旦有乱子，就是日本乘虚而入的最佳时机，所以必须提前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杀进朝鲜，再想点办法赶走清朝势力，从而独霸半岛。

这人的姓名叫大鸟圭介，日本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请注意理论二字。

据坊间传闻，他最大的爱好是堆沙盘搞推演以及跟某人拌嘴吵架，不过后者仅限于明治二年（1869）之前，因为该吵架对象就是死在这一年的。

那人要比大鸟圭介有名多了，相信你多半听说过，叫土方岁三，新选组副长。

说起来大鸟圭介其实本是德川家的家臣，也就是幕府那一方的，明治维新那会儿，他跟一个叫榎本武扬的人逃到了北海道负隅顽抗，又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府旧臣一起建立了虾夷共和国，旗帜鲜明地跟明治政府搞对抗。

PS：虾夷是北海道的古称。

当时大鸟圭介担任的是虾夷共和国的陆军奉行，也就是陆军大臣，他的副手就是土方岁三，不过前者是典型的理论型人才，说起来头头是道可做起来却不尽如人意，一辈子兵书写了一大堆可就是没打过胜仗，人送外号常败将军，而后者恰好是摒弃理论只讲实战的实用主义者，从小到大不知道孙子兵法三韬六略，但当年带着新选组叱咤风云，在京都杀得那些萨摩长州的武士只恨爹娘少生了自己两条腿，日本人称鬼副长。

由于上述的八字严重不合，从而导致两人在北海道共事的时候，经常为了战略方针大吵特吵，但渐渐地似乎也吵出了感情，变成了一对好基友。

据说土方岁三战死之后，大鸟圭介悲痛得不能自已，把自己辛苦制作的沙盘地图给砸了个一干二净。

我不是故意要把话题往新选组方向引，只不过就个人的眼光来看，土方岁三确实和另一个将与大鸟圭介结下不解之缘的家伙非常相似，那便是袁世凯。

虽然两人看起来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但实际上共同点却不少，首先是两人的出身都是富而不贵，袁世凯之前说了，家里有钱没错，但却没有功名，连个秀才都是捐来的，而土方岁三也一样，尽管名义上是武士，但却是标准的农民出身，早年连带刀上街的资格都没有，但他们家有钱倒是很有钱，系当地远近闻名的豪农；其次，两人的行事作风也颇为相似，不吝杀人却也不滥杀无辜，袁世凯自不必说，死在他手上的人反正我是数不过来的，同样，土方岁三当年担任新选组副长的时候人送外号鬼副长，除了对那些整天在京都街头搞攘夷的尊攘分子大开杀戒之外，还定出一套局中法度专门用于约束内部人员，只要违反就一律以血肃清，被他弄死的新选组自己人都有好几十个，其中不乏权高位重的新选组初代老大芹泽鸭，总长山南敬助，军师武田观柳斋，参谋伊东甲子太郎等等，但是，你要真说在这两人刀下的尸体里头，有哪些真的只是普通一路人，无辜百分百的，似乎也不怎么存在，保险点说的话就是很少，我这人主要扯淡日本史，对袁世凯本身并不算熟，不敢夸口打什么包票，但至少土方岁三我敢保证，他鬼副长的刀下，几乎没有屈死鬼；第三，两人都是相当标准的实用主义，袁世凯纵观其一生，什么有用他做什么，从练新兵到练新政，无一不从实用二字出发，就连最后做皇帝，也有说法认为他并非只想图一个虚名，至于土方岁三，其本人就曾多次自我标榜过是一个近乎织田信长的实用主义者，只要有用的，他都会搞拿来主义，且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非常快，不会带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比如在伏见鸟羽战败之后，土方岁三就说过这样的话：“从今往后，只要打仗，那就只能靠铁炮和大炮了，跟刀枪之类的，再也扯不上什么大的关系了。”

说完之后，脱下了日本人穿了上千年的和服，换上了洋装，丢下了那曾经让武士引以为傲的武士刀，拿起了一杆洋枪。

也不带着新选组四处缉拿可疑分子了，而是率领起了一支近代化装备的军队。

在时代的潮流面前，他能做到如此从容应对适时而活，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两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出奇地相近，都绝非小说演义里头类似于诸葛亮曹操那样华丽丽的智慧，而是一种一看就知道是小老百姓想出来的质朴并且狡黠但却百分百好用的谋略，比方说袁世凯赴金玉均的宴会，再比方说土方岁三刺杀芹泽鸭，后者因篇幅问题没法展开，想了解的话可以去谷歌一下（外事不决问谷歌）。

其余的还有比如两人都很善于勾搭妹子，都为人圆滑八面玲珑之类的，因为都是细枝末节，也就不多提起了。

不过你不要觉得我拿土方跟袁世凯比是屈了后者，土方岁三之所以没能像袁世凯那样成为万人之上，那纯粹是他只活到35岁就战死了，如果这人没有死在明治二年（1869）的北海道战场上，而且又愿意出任明治政府的官职，以他的才华能够做到什么地步，那可就谁都难料了，我想怎么着都该混得比大鸟圭介要强一些吧。

话题似乎扯得太远了，毕竟本书主题并非新选组而且历史也没有如果，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朝鲜半岛上来吧。

由于大伙都处于水深火热生死不能的境地里，所以鼓吹只要功夫真就能修成神的东学教自然就很合胃口，与此同时，教主崔时亨又很顺应时代潮流地提出了“斥倭洋”

的口号，也就是赶走日本人跟西洋人，恢复朝鲜原本纯洁而又单一的社会，于是再度引发了民众入教信教的狂热。

人一多，胆也就更大了起来，原先是传教都要悄悄滴干活开枪滴不要，后来变成公开要求合法地位，到了公元1893年、1894年这会儿，则发展成了在崔时亨的带领下，东学党人频频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代表民众和官府交涉甚至直接冲突，而交涉的主题不外乎是少交点税之类的事情，说小不小可说大也不大，所以朝廷众高官也并没有怎么太在意，而是继续在那里花天酒地地享受着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结果必然就是要出大事。

明治二十六年（1893）十二月，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不算还把原本应该上缴国库的税收挪为己用，本来这种事儿在这时候的朝鲜已然是不算事儿了，只是这赵秉甲平日里就欺男霸女鱼肉百姓，所以此事一出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数百人聚集在衙门前，要求赵大人出来给个说法。

面对民众，赵大人先是闭门不出，根据以往的惯例，这种事情只要风头一过，那帮泥腿子便会自行退去。

没承想这一回过去的经验不管用了，人民群众在先进阶级东学党的带领下，有了明确的斗争纲领跟斗争策略，目的明朗分工明确，有人站衙门口喊口号有人负责送饭送水还有人负责田里接着种地，正所谓促革命抓生产，又红又专一样不落。

一直闹腾到第二年正月元宵，赵秉甲连汤圆都吃完了他衙门口的那群抗议的人都没散去，影响极为恶劣。

于是只能用第二招了。

当年（1894）2月，赵秉甲带人以乱棍驱散抗议人群，打不走的，便直接抓回衙门，吊着继续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