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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金二三事（第3页）

但巴老很不放心。

1986年10月3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

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

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

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

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

这就够了。

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不久，我又接到巴老当月21日的信。

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

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

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

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

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

30日，巴老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

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

巴老1987年10月回成都，到故居参观。

当时，原来的住房都没有了。

从故居出来，大家陪巴老去看街旁的双眼井。

巴老由人扶着，满怀深情地站在井旁，弯着腰望井底。

时代不断地变化，双眼井是历史的见证。

我不禁想起巴老给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双眼井在，我回四川还可以找到旧时的脚印。”

把好不做“名人”

这个关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

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

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

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

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