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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信仰巴金教我做人后记（第2页）

。

“文革”

期间，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全面否定巴老的著作，引起了我的不平。

粉碎“四人帮”

以后，我产生了要为巴老的书说“公道话”

的愿望。

可是我忙于工作还没有顾上写作，已有许多人出来写文章了。

为巴老写传或写评传，徐开垒和李存光等经过多年积累和研究，也先后出书。

巴老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

与巴老多年接触，在这方面我有许多感受。

我并没有一套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采访过巴老，但总不断有感情要倾吐。

这样，我着重在巴老做人和教我做人上，写了一些散文。

我愿意有更多的人了解巴老的为人，从中汲取有益于自己的东西。

我说我信仰巴老的许多主张，远超过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并不是说我看轻血缘关系。

巴老说我父亲是爱他“最深的人”

之一，还说我父亲是他“一生爱得更多的人”

。

由于巴老与我父亲的关系，他自然很爱我和我的几个姐姐。

巴老1941年第一次回成都，发现我患疟疾，就为我买了一种叫“扑疟母星”

的药。

我上中学的学费是巴老供给的。

我因所谓“胡风问题”

受审查，他在全国人代会上向任白戈打听我的情况。

我不断向他要书，他有求必应。

经历了“文革”

，我和巴老加深理解，感情也更深厚。

我在出版社工作那几年，我们每年要见两三次面，无所不谈。

白天在客厅谈，散步时也谈，总是互相抢着说话。

晚上在书房谈，直到深夜，往往要姑妈来提醒几次才结束。

这些谈话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无法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