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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巴金（第2页）

巴老开玩笑说：“我给你改个名字，不叫李国辉（这是我的原名），叫李国飞好了。”

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

他丝毫没推辞，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即：“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我小时候对这四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

。

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辈。

平常，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用我外孙的话，叫作“诚实了，说真话就不挨打”

，尽管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

至于我，“文化大革命”

中受审查，无论靠边站、被夺权、关“牛棚”

、被批斗、进干校，交代自己的问题或给别人写材料，我从没说过假话，并为此被造反派打过。

从巴老1942年回成都起，他开始担负全家生活费用，并供我和四姐上中学读书。

为了节约开支，我们又和继祖母住在一起。

直到1955年，巴老路过重庆，打电话找我，时隔十四年再得以相见。

我那时二十六岁，以成人的资格开始与他交往。

这以后的十年，无论我在重庆、成都和北京，巴老经常寄书给我，帮助我在藏书上“先富起来”

。

无论巴老来北京开会，或我去上海出差，我们都能见面。

巴老给我有近五十封信，这些信后来被“造反派”

弄丢了。

“文革”

迫使我们中断联系达六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重新通信联系。

1973年春，我从北京回河南团中央“五七”

干校，利用只凭一张单程票就可报销来回车票的规定，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巴老。

这次会面，除我与老伴暗中策划外，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突然到了巴老家，巴老喜出望外。

根据以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我宣称是来上海看眼病的，机关的同志都知道我有眼病。

第二天一早即去医院看病，挂号证保存至今。

在上海只有三天时间，我又同巴老睡一张大床。

巴老1942年回成都，我和巴老睡在一起。

当时正是巴老创作最旺盛的时候。

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

我睡觉时打鼾，原想等巴老睡着了我再睡。

可是他睡着以后，我却久久不能入眠。

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这次见面，我不敢深谈，但和巴老的心靠得很近，互相理解和信任。

离开上海那天早上，天下大雨，巴老为我穿上雨衣，互道“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