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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所谓的仇富现象，被媒体总结后，我们发现，很多富豪喜欢在各种场合阐述他们的责任观念，他们说财富即责任。

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对社会更多的责任。

他们会例举他们的企业解决了多少就业，他们的企业为国家缴纳了多少税收。

我在表示赞许的同时，还要说，除了少数富豪，多数富人的所作所为只是尽了一个企业家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尽了自己的本分。

我并不希望所有的富人，都能像*那样，在做企业的时候怀着那么多对国家和民众的发自肺腑的感情。

更不希望他们的父亲，都要像*的父亲孙凯先生那样，躬着90度的驼背，骑三轮车捡垃圾。

我只是希望他们能从*案件中的舆论向背，发现一个企业家或一个富豪应该遵循的道德律，而不仅仅是作作道德文章。

毕竟，民意不可欺，舆论不可辱。

*让我们记起了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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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的褒贬中成长

“公开的好处”

，梁启超在百年前纵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时就说过。

然而，这个看起来等同于常识的判断，在100年后的中国仍未成为现实世界的公认观念。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新教育实验”

的媒体“接受史”

，我们原本紧张的神经或可变得轻松起来。

“新教育实验”

是一场官方人士主导的民间实验，意在修补“人的教育”

的缺失，让人不要成为爱因斯坦所谴责的只有知识没有人文精神的“狗”

。

虽然作为主持人的苏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对这场实验的理论准备已耗时数年，但它披上*的“合法外衣”

不过只有一年有余。

发轫自2003年的“新教育实验”

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快速精进与完善，离不开媒体的褒贬互动。

“新教育实验”

扬帆起锚后，共开过三次研讨会。

就“作秀”

的频率而言，似乎还不足以吸引数十家媒体的眼球。

但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到《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再到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官方媒体的阵容着实让人咋舌。

非但官方媒体，众多以民间舆论自居的媒体也参与了对“新教育实验”

的“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