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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巴金（第3页）

。

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巴老，但又不能不按时回到那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的“五七”

干校。

我淋着大雨去车站，满脸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

作家李累看了我写的散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后说：“李致想见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相会；叔侄同睡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

难道这仅仅是巴金与李致两人的遭遇吗？不！

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

好不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帮”

，巴老在信上给我说：“‘四人帮’垮台我可以安心睡觉了。

我得罪过张、姚，倘使他们不倒，总有一天会把我搞掉，这些‘人面东西’。”

接着又盼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这一期间，我和巴老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互相抢着说话，直到九姑妈一再催促才上床。

80年代后期，当巴老因为写《随想录》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

的时候，他曾希望我退下来帮他做点工作，例如整理他的日记、佚文、书信等；在他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他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

可是我又当选为省政协秘书长，以致巴老感到“现在这些都成为空想”

，这也是我感到十分遗憾的。

如果我久没去上海，巴老会惦记我。

1989年7月，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我仍在医院，大约八九月回家。

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

……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以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发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

这一生，巴老为我付出很多，我为巴老做得很少。

我写过一篇名为《不知如何弥补》的散文，表示自己的内疚。

从1972年起，巴老给我的信有二百五十多封，其中一百九十二封收入《巴金全集》。

1997年冬，巴金在医院口授，李小林笔录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

我是受“五四”

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

我喜欢读巴老的书，尊重他的人品。

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

去年，有位记者问“巴金的侄子”

这个“身份”

给我带来什么？我说“身份”

不能带来什么，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

如果一定要说“身份”

带来什么，就是“文革”

中为此受批判，被污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这若干年，让我接受许多重复的采访，浪费一些时间；让我损失了不少照片，借出去又收不回来。

巴老一贯重视做人，对此我有较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