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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巴金（第4页）

二十多年来，我在这方面写了一些散文和随笔。

去年，为庆祝巴老百岁华诞，三联书店为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我的四爸巴金》，汇集了我所写巴老的散文和日记。

我心中的巴老，大多写在这本书上了。

巴老不喜欢他的亲人写他，我们的小林、小棠至今没写过巴老，其实他们比我感受更多更深。

1981年，我用笔名写了巴老的第一篇短文（即《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文章发表后，有一些报刊转载。

上海的《儿童文学选刊》要我写作者简介，我怕“露馅”

，不敢写。

可是，在成都市少年儿童开展“向巴金爷爷学习”

的活动中，一家报纸未与我商量刊载了全文，并把笔名换成本名，在姓名前还加上了我的职务。

我大有被“曝光”

之感，颇为尴尬。

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写的是事实，没有瞎吹，文责自负。

以后干脆用本名写有关巴老的文章。

幸好巴老知道这个过程，没有就此责备我。

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巴老很看重做人。

1941年，他教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

事隔五十二年，1993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

临别前一天下午交谈，他第一句话就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巴老这句话，我当成座右铭，请人书写为横幅挂在墙上。

巴老对我，更多的是身教。

我讲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饿死也不出卖灵魂”

的骨气。

我1973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惊的变化是：巴老满头白发。

它印证了巴老在“文革”

中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迫害。

被加上各种罪名，在全市电视大会上批斗；十四卷《巴金文集》被打成“邪书”

；家几度被抄，六七间书房被封，全家人挤在楼下居住；小棠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当知青；稿费存款被冻结，只能领取生活费……我问巴老生活上有无困难。

他说：“已经告诉姑妈，必要时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国一样，只吃面包。”

巴老的夫人萧珊在磨难中患癌症，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离开人世。

我在照片上看见萧珊妈妈全身盖着白布床单，巴老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在哭泣。

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这次见面，令我最宽慰的是：巴老身体健康，精神未垮。

尽管我们不敢深谈，我能感受到他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

他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书——明知无法出版，只为送给图书馆，供人参考。

以后知道，巴老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黑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诅咒“四人帮”

的法西斯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