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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利有节怀念洪德铭（第5页）

1968年，我被关在“牛棚”

时，有两人从武汉找我调查洪德铭的情况。

这两人一见我就说：“洪德铭是叛徒，你必须划清界限，老实揭发他的罪行。”

我已有经验：凡持这种态度的人，必是居心陷害老同志的。

我实事求是地讲了洪德铭的情况，他们极不满意，对我大加训斥。

我不理会这些，仍照实写了书面材料。

“牛棚”

的监管人认为我的态度极为“恶劣”

。

1969年，团中央的干部进入河南的“五七干校”

，我在年底得到“解放”

。

1971年，我患眼病去汉口治疗。

因为惦记着洪德铭，便给他打了个电话。

总机一听我找洪德铭，马上问我姓名，住在哪里，为什么要找洪德铭？这种严厉的态度表明洪德铭尚无自由。

为了不给洪德铭增添麻烦，我立即把电话挂了。

劫后重逢，贵在知心

粉碎“四人帮”

，结束了那个疯狂的年代。

1979年5月，洪德铭和他的夫人陈可（也是我在学生运动时结识的好友）来成都。

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三十年不见，亲切无比。

我老伴丁秀涓和老洪虽是第一次见面，也像老朋友似的，无话不谈。

正如老洪在6月26日来信所说：“在分别三十年后得到重逢和叙旧的机会，打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和愉快。

在蓉两次见面畅谈，又蒙热情款待和赠书，深情厚谊，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来不及给老洪回信，老洪在7月16日又来信说：“秀涓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她的健谈风趣，热情澎湃的神貌，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你的豪放、健谈、深思、热情的性格仍然一如往日，更使我们打从心眼里感到高兴。”

其实，老洪这些对我的印象正也是我对他的感受。

我常寄一些书给老洪夫妇，如《在彭总身边》等，但通信不多。

老洪1983年8月11日来信也说：“由于今后我们工作较忙，不可能经常写信，但经过三十多年考验，我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

即便如此，每年春节，我都接到他和陈可的贺卡，保存至今。

事隔四年，即1983年，老洪再一次到成都。

那时，我已调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

老洪在当年12月五日的来信中说：“这次来蓉得到叙谈机会，乐何如之。

你年富力强，思想解放，在出版社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今后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

我知道，这是老领导、老朋友像过去一样对我的关怀和期望。

老洪十分珍惜友情。

在1994年2月4日给我的信上，他说：“我们的友谊是经过历史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