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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利有节怀念洪德铭（第6页）

虽然在解放前我们来往时间很短，解放后又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但建立在共同理想和许多老友对你我都有较深了解基础上的友谊，就非一般寻常情况可比了。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知心朋友之谊绝不会因为写信少、没有写信而发生变化的。

所以我们和以前一样，是十分珍惜这种难得的革命情谊的。”

他多次邀我和秀涓去武汉他们的家。

在1983年的信上就说：“你们如有可能出差过汉，请在家中玩住几天，武汉气候、供应虽不很好，但扫榻以待故人却是一片诚心的。”

每次见面必谈国家大事。

言犹未尽，老洪和陈可曾联名写信说：“对于国家、世界大事，老洪看法不少（当然都非高明之见），信上很难评说，见面时当可畅所欲言。

对于国内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五十条是有远见的文件，我们衷心拥护，但是如果治不了腐败，不切实推进民主政治（民主对共产党人来说，就好比人需要空气的关系一样，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前景如何，还是很难预料的，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忧虑。”

这反映了众多“老家伙”

的担心。

有一次老洪到成都来，谈到“文革”

，我说老洪当年对我讲的群众路线和斗争策略，我受益一生。

“文革”

后期，我和从北京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几位同志，团结了党支部的绝大多数支委，把造反派头头（也是支委）完全孤立起来。

还谈到他们学校造反派对他的外调。

不久我找到当时用复写纸写的材料底稿，便寄他一看。

他回信说：“所赐复印（应为复写）件太宝贵了。

从此可见李致铁骨铮铮，一身正气。”

他这个评价太高，我只不过遵循了四叔早年对我的教导，“说话要说真话”

而已。

1999年，老洪最后一次到成都，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的陶武先会见了他和陈可，向他们介绍了成都的发展情况。

马识途、陈先泽、詹大风、章文伦及我作陪。

我们这几个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还一起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从遗嘱看老洪

2009年3月31日，老洪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海南省三亚市逝世，享年九十岁。

我得陈可发来的《致亲友的信》。

老洪在世时留下四条遗嘱：一是请学校取消为他举办庆祝九十岁生日的活动计划；二是捐款十万元人民币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学校的学生奖学基金；三是将遗体捐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四是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

陈可和家人认真执行了老洪的遗嘱。

老洪是一位坚强的战士，无论遇到什么坎坷，他总是积极向上，把一生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直至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我会永远牢记他的高贵品质，牢记他教我如何团结群众，善于斗争，牢记他对我的友情。

正如他所说：“我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

2009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