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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淮南子（第9页）

。

以上各例都只是由于“所从观者异也”

。

（看原书）

不但是观点不同，故是非之见不同。

时势不同，是非也不同。

《齐俗训》说：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

当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

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为三年之丧。

（原文有误，今依王念孙校改正。

）

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

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

今之修干戚而笑钁插，知三年而非一日，是从牛非马，以徵笑羽也。

以此应化，无以异于弹一弦而会《棘下》（高注，乐名。

）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应时，譬犹冬被葛而夏被裘。

夫一仪不可以百发，一衣不可以出岁。

仪必应乎高下，衣必适乎寒暑。

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

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

这不是合庄子、韩非于一炉吗？

道家常说“因”

，往往作“仍旧”

解，所以有守旧的流弊。

《淮南子》虽属道家却极力主张变法改良。

所以有道家的好处，而没有道家的短处。

上文所引一节的末两句，竟是全用韩非的话。

《淮南子》中有好几处反覆申明这个变法革新的道理。

如《汜论训》说：

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

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

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

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这和庄子的“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绝不相同了。

两家所以不同之故，都由于两家的进化论有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