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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董仲舒（第7页）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又说：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

之意。

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

元者，辞之所谓“大”

也。

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又说：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志也。

（《玉杯篇》）

这是他的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的大纲。

他一方面要“屈民而伸君”

，一方面又要“屈君而伸天”

。

总而言之，只是要求一个最大的全称，“辞之所谓大”

。

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切要的。

汉初兴时，那许多功臣都是高帝从前的平辈，没有什么君臣名分可言。

所以有的“沙中聚语”

想谋反，有的在朝廷上“拔剑砍柱，争功妄呼”

。

后来虽然杀了韩信、彭越，虽然定了朝仪，终不能使人不有“彼可取而代也”

的心理，所以汉兴百年之内，有陈豨之反，英布之反，济北王之反，淮南王长之反，吴楚七国之反，淮南衡山王之反。

所以当时的要务在于提倡一种“辨上下，定民志”

的学说。

叔孙通、董仲舒一般人“屈民而伸君”

的学说正是当时所需要。

这是尊君的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恰与此相反。

汉代的专制制度当时虽不曾十分完备，却是非常严酷。

如《汉书·刑法志》说汉初夷三族之令道：

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

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

故谓之具五刑。

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孝文二年，……诏尽除收律相坐法。

其后（后元元年）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