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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第5页）

尧棠

11月4日

与四爸通信，我不敢告诉任何一个人。

萧珊妈妈去世，对四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但他毕竟健康，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明白当时的形势，也清楚彼此的处境，不能过多通信。

但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设法去看望四爸，安慰他。

正好我爱人所在河南明港学部（即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干校，全部人员回北京“清队”

，春节我将回北京探亲。

于是，一个“秘密”

计划开始在我大脑里酝酿。

当年12月底，我回到北京。

我儿子早随他妈妈回北京读书，女儿不久也从北大荒兵团回来。

难得的团聚使我们暂时把这几年的苦难丢在一边，高高兴兴地度过了春节。

当时，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子里住，只有晚上孩子们熟睡了，我和我爱人才能讨论我的“秘密”

计划，决定在我回河南干校时，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

为避免被人抓辫子，我们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打算。

到了上海，看到的熟人，都说是去看眼病——我的确在害眼病，曾先后请假到武汉、成都去医治过，这次回北京多次去朝阳医院看病。

在上海，如住在四爸家不方便，就住在最可信赖的朋友家。

按时回干校，只按北京到河南信阳报销火车票。

当时探亲，只要有一张从干校回家的车票就可以报销双程车票了。

因为人已经回到干校，必然是乘车回来的，不可能从北京步行回来。

一般不会引起怀疑。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日子非常值得珍惜。

为了不浪费时间，春节前我们不去排大队买吃的东西，而是改在春节后（人不拥挤了）再买。

但为去看四爸，在我爱人支持下，我提前五天离开北京，乘去上海的火车。

我本想在车上多睡一会儿，但想到即可见到四爸，兴奋不已。

一天多的路程，我的思想有足够的时间自由驰骋。

1946年7月，巴金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去越南深入生活。

图为巴金在越南战地留影

……

强加在四爸头上的“罪状”

之一，是他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

这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青年时期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

这是追求真理过程中难免的事。

何况四爸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抗日战争前，以鲁迅为首，四爸和许多作家共同发表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抗日救亡的主张。

我读过四爸在抗战时主编的杂志《呐喊》（后改为《烽火》），我也记得四爸在长篇小说《火》第三部的后记里说过：“我虽然相信过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