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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第6页）

四爸的《家》启发了许多青年人参加革命，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怎么一下就成了“大毒草”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爸一再表示：“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

50年代四爸两次到朝鲜，60年代四爸又两次到越南，曾受到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赞扬。

哪一个“贵族”

或“寄生虫、吸血鬼”

肯去吃这种苦？

我想起前两次到上海的情景。

那是在1964年7月和10月。

第一次去，四爸陪我参观他的藏书室，大小七间，令我羡慕不已；我们还一起到虹桥公墓为三爸扫墓。

第二次是我陪外宾去，只匆匆见了四爸一面。

临别时电话告别，四爸喜悦地说：“两件大喜事，一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一是赫鲁晓夫下台，真令人高兴！”

我似乎现在还能听到他洪亮的声音。

我在机关交代时曾提到四爸送过许多书给我。

1960年四爸回成都时，我看见他书桌上放了一本《三家巷》。

我向他要，他说是欧阳山送他的，他准备回上海时在火车上看。

但是1961年他回上海前却把书给我，说：“还是送给你吧！”

1929年秋我父亲离开上海时，把一张自己心爱的唱片送给四爸。

四爸深受感动，把这个情节写在《做大哥的人》里面。

我不禁想起书中的描写。

我和四爸也有过争论，主要是对我父亲的看法。

我父亲的性格和遭遇，类似《家》里的觉新，所不同的是我父亲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四爸爱他的大哥，对我父亲自杀表示理解和同情；我则认为我父亲丢下母亲和五个子女，太不负责任。

争论是在三轮车上进行的，那是1964年我们冒着烈日去给三爸扫墓的路上。

四爸感慨地说：“连你都不理解，小林他们就更难说了。”

我小时候人很瘦，鼻子比较高，鼻梁有些“右倾”

。

我外祖母经常把我的鼻梁往左扳。

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当心打中我的鼻梁，使我流了鼻血。

我立即准备还击，但一下意识到他打我鼻梁的方向和外婆扳的方向一致，气马上消了。

四爸知道这个故事以后，常常当成笑话当着我讲给别人听，使我十分尴尬。

这是1941年的事情，四爸第一次回成都。

1958年10月，我和四爸在北京巧遇。

我参加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从苏联访问归来，四爸正要去苏联参加亚非作家会议。

我到和平宾馆看望四爸，他请我在餐厅吃晚饭。

他问我吃什么，我说：“当然是回锅肉呵！”

他笑了，并立即告诉了服务员。

但后来端上桌的，却是一盘对虾。

这是我第一次吃对虾。